11选5 > 活字印刷 >


  1885年,王韬在上海创办了木刻活字印书局,名曰 “弢园书局”。让人感到疑惑的是,作为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,王韬何以又走上传统木刻活字的道路?他有着丰富的阅历,曾长期与传教士共事,深受西式印刷技术的熏陶;他曾主持中华印务总局和《循环日报》,也非常清楚传统木刻活字和铸造活字两者的优劣;而且,当时石印和铸造活字印刷都已经在上海发展起来,作为全国的印刷中心,上海是最早采用铅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机印刷的地方。那么,王韬为何要制造木刻活字,而不是向中华印务总局或就近向美华书馆购买活字?这其中,或许有着多方面的原因。

  与当时“印书谋利者纷然”的现象不同的是,王韬创办书局并非为了谋利,而主要是为了方便刊印自己和文人故友的著作;而刊印这些著作的目的,则是为了表彰自我之成就,以便留名后世。

  王韬晚年对生命的体悟殊为惨痛深刻,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言明了创办弢园书局的用心所在:“弟于一切诗词古文,信笔立书,不假焦思苦虑。兹之刻书,非必欲传世,亦使世间知有我之一人,庶不空生此世界中六七十年耳。”(《王韬致谢绥之函》)

  弢园书局成立后不久,即“排印书籍五种”,包括王韬本人的著作如 《重订普法战纪》《西学辑存六种》《春秋朔闰日至考》等。此后,还刊印了老友许起的《珊瑚舌雕谈初笔》,校刊了蒋敦复的《啸古堂诗集》等。另外,书局还陆续刊印过一些科技文化方面的书籍。

  弢园书局所刊刻的书籍,除了一部分用于售卖外,大部分都用于赠送或者换书。由于书局的运营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,因此,很快就难以为继,王韬只能到处向人求助经费。

  也是由于经费不足,王韬曾于1890年刊布一篇《弢园醵资刻书启》,呼吁热心人士认购弢园书局的股单,协助他完成刻印著作的筹划。启中历述他已完成的著作有36种,当时已出版者只有12种。后来未见王韬《皇清经解校勘记》和《国朝经籍志》等书如计出版,必是因为经费的筹措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之故。

  王韬生活的年代,正经历着“数千年未有之巨变”,西式活字东渐,与传统木刻、照相石印一起相互竞逐图书市场。尽管照相石印倏然兴起也随即衰落,西式活字则不断扩大市场范围,最终得以超越并取代木刻,成为20世纪中文印刷的主流技术。但在西式印刷和传统木刻竞争的过程中,势必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,而王韬的弢园书局,或许恰恰是这一竞争过程的一个缩影。

 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首要原因,应该是铸造活字的成本较为高昂。铸造活字传入我国时,大多是传教士所采用,为日既久,中国人才继起仿制。王韬曾在墨海书馆工作,1862年又赴英华书院参观,对西式活字的了解必定相当深刻。从中国台湾学者苏精对西式活字的研究中可以看到,作为中国第一家铸造西式中文活字的印刷所英华书院,面临的诸多困难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铸字。铸造几万个汉字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,传教士台约儿铸字时认为一副活字应该包含3232个汉字,然而,在10年中,台约儿只铸了1540字,还不到半数。由此可见铸字的不易(《铸以代刻: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》)。相比之下,木活字则原料易得,易于雕刻,成本低廉,王韬自然会首选木活字印书。

 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第二个原因,是铸造活字往往大小不全,同一个字又不多。与英文的以字母组词不同,中国的汉字,在同一本书中常会出现很多次同一个字,以至于很难用有限的铸造活字来印一本完整的书。因此,即使采用了铸造活字印书,也常常不得不在紧急情况下以木刻活字匆促添刻其中所缺的某些字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,当时正式书籍的印刷不少仍依赖于木刻。

 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三,是西式活字的字形未必能满足王韬的要求。中国木刻图书一向注重字形的美观,但是传教士所铸造的西式活字往往在字形的美观上有所欠缺,未必能让王韬这样的传统士人满意。马礼逊、米怜等先来的传教士都感受到汉字字形的重要性,后来因顾虑篇幅太大及成本太高,才不再追求美观。至英华书院时期,尽管其印刷优良已经是公认的事,但在字形上与中国传统木刻终究还有所区别。

 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原因之四,是木刻在当时仍有其相当的便利性。尽管王韬目睹过众多以西式活字印刷的书籍,如《遐迩贯珍》和墨海书馆印的《六合丛谈》两种,都是以英华书院的活字印刷。但是,即使是伦敦会的传教士,若是遇到没有印刷机、活字和油墨在手的情况,便也只能使用木刻。例如1862年麦嘉湖在上海创刊的 《中外杂志》月刊,以及1865年湛约翰等人在广州创刊的《中外新闻七日录》周刊等,都是木刻印刷。

 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五,是因为王韬心中仍对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“心有戚戚”,“而木刻一线之延,亦由于此”(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》二编)。虽然他秉持着“西学为用”的观念,但其前提却是“中学为本”,他的骨子里仍存着抹之不去的保守观念。

 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原因之六,或许是对自己“卖身事夷”“托迹侏离”一直耿耿于怀,至晚年依旧希望“再持玉节腾花骢”(《王韬诗集》)。从王韬的书信和日记中,已经有显著的证据证明,他是后悔自己为洋人工作的,指称那是“失节”的行为,是“非分之求”(《王韬日记》)。在西式印刷即将蔚然成风之际,王韬或许还想通过复兴传统木刻来“挽狂澜于既倒”。

  1860年以后,已经不断有中国人认同和接受西式印刷方法。从技术上衡量,这一时期传教士已经能够以价廉工省的先进电镀技术大量复制活字,使得西式活字具备了同传统木刻竞争的生产条件;更重要的是,西式活字引起了一些官员和士绅的注意,如郭嵩焘及其儿子、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仁玕、上海道台丁日昌等。

  但西式活字徂东之旅断不可能一帆风顺,要长期习惯于木刻的中国人改用西方印刷技术而没有波折跌宕,恐怕是一种过分的期待。王韬这样的先进士人尚且不能在西潮东渐的大背景下顺时而动,正是一个生动的例证。正因如此,西式印刷直到19世纪结束前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,并取代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流技术。(毛志辉)